李宗仁与白崇禧是新桂系中的两位关键人物，他们都才智出众，这点是无可争议的。然而，两人在政治敏锐度上的差异，却导致了他们最终迥然不同的命运。
1949年1月31日，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入北平，接管了北平的防务，标志着该城市的和平解放，平津战役正式结束。至此，华北的主要城市及大片地区完全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。为了庆祝这一胜利，并展现解放军的强大力量，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举行一场盛大的入城仪式。
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。在批准的过程中，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：解放军的入城部队必须从东交民巷经过。这一要求不仅是因为东交民巷历史上曾是外国势力的象征，而且在旧中国，军警从未被允许进入这片土地。毛主席深知这是对帝国主义统治的象征性胜利，所以他要求解放军通过这条街，以宣告中国的完全独立与主权恢复。
展开剩余85%2月3日，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，两支队伍分别从西直门和永定门进入，途中经过东交民巷，最终两队在西四、西单等地汇合，最后从广安门离开。此时，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已被全歼，已没有力量再与解放军抗衡。
在此情况下，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桂系人物提出，希望通过和谈保住长江以南的“半壁江山”，并主动向中共提出和谈请求。这一策略也得到了美国外交官的支持。蒋介石下台后，李宗仁成为国民政府代总统，桂系的白崇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他掌握着桂系大部分部队，为桂系与蒋介石抗衡提供了底气，毛主席对这一切心知肚明。
3月，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，居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。在这里，毛主席不断思索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进程。3月26日，中共中央决定通知南京政府，以毛主席1月14日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，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。这一决定标志着国民党已不再具备先前的实力，因为谈判地点的选择本身就透露了国民党在谈判中的被动地位，北平已是中共的政治中心。
4月1日，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、邵力子、刘斐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北平，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。张治中作为首席代表，因其在历史上未与中共发生过正面冲突，被选中担任此职。为了获得中共的好感，张治中在出发前特地去浙江溪口拜访蒋介石，这一举动无可避免地暴露了蒋介石在幕后操控谈判的事实。
谈判开始后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与张治中会面时，直接质问了他与蒋介石的联系，并指出蒋介石仍在背后操控局面。这一情况让中共方面对和谈前景充满怀疑。
4月3日，周恩来单独接见了桂系的另一位代表黄启汉。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表态，中共的立场是，解放军将过江，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军事要求。黄启汉表示，李宗仁可能会同意这些条件，但白崇禧恐怕不容易接受。随后的谈话中，李宗仁也做出了自己的表态，他认为即使蒋介石不同意和平协议，仍然应该继续寻求与中共的和解。
然而，白崇禧的态度却始终模糊。他对于划江而治的想法早已有了打算，试图通过和谈争取时间，部署自己的军队，最终实现南北分治。在此期间，毛主席多次强调，解放军的战略目标不会因和谈而改变，解放全中国是最终目标。
在北平的和谈期间，解放军并未放松军事准备。粟裕主持召开了会议，部署了渡江作战。通过集体讨论，战役的发起时间定在了4月15日。随着谈判局势的变化，解放军也做好了随时行动的准备。
4月10日，粟裕收到了来自中央军委的电报，表明和谈可能会取得进展，和平协议的签署时间预计在4月15日左右。根据电报中的内容，渡江作战的计划可能会推迟。然而，粟裕并没有对国民政府的诚意抱有太多希望。经过一番思考后，粟裕决定提前开始准备渡江作战，以确保长江下游的战斗能够顺利进行。
就在这时，4月12日，刘仲容带着关于白崇禧态度的报告返回北平。白崇禧坚持认为南北分治是唯一的出路，并强烈要求以长江为界。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毫不犹豫地决定，不论谈判结果如何，解放军都必须渡江。毛主席的决策显然已经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，而不是继续与国民党妥协。
4月13日，正式谈判开始，中共方面提出了基于八项条件的和平协议草案。在随后的谈判中，周恩来明确表示，谈判截止日期为4月20日。面对这种压力，南京政府的代表团表示，白崇禧坚决反对签字。
4月16日，李宗仁深知蒋介石不会同意协议，而白崇禧则继续坚持分治的立场。尽管如此，蒋介石在看到协议后极为愤怒，批评其丧权辱国。最终，李宗仁和何应钦签署了拒绝接受协议的电文，表示反对解放军渡江。
4月20日下午3点，周恩来向毛主席报告国民党未在协议上签字，毛主席下定决心，命令解放军按原计划实施渡江战役。4月21日，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渡江战役。两天后，国民党的防线崩溃，解放军迅速攻占南京。
5月，解放军继续推进，白崇禧撤退至武汉。6月，在李宗仁的行宫里，刘斐劝说他与白崇禧应该认清形势，投降人民政府。白崇禧对未来充满迷茫，而李宗仁则愤怒地质问他是否计划逃往台湾。尽管李宗仁多次劝阻，白崇禧最终于12月28日飞往台湾，而李宗仁则选择了前往美国。
1965年，李宗仁回到中国，并受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。与此相比，白崇禧在台湾的生活逐渐恶化，直到1966年12月2日，他在孤独中去世，享年73岁。死后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他能善终，是幸运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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